17歲，北非，移民后裔。 這是此次引發法國全國性騷亂的關鍵詞。盡管已經攪得全法甚至領國都火光沖天，然而在法國，這些卻是不能明說的“禁詞”。 這種絕對的“政治正確”到了什么程度？為什么移民問題和種族問題，在法國如此敏感？又對政治格局造成了怎樣的影響？觀察者網專訪旅法二十多年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鄭若麟，深度解讀此次法國暴亂。

(資料圖)

【采訪/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6月27日，法國警察射殺一名拒絕停車接受檢查的17歲北非裔男子，引發反對警察暴力與種族歧視的抗議，隨后上演了持續多日的大規模騷亂。為什么種族問題，在法國一點就炸？

鄭若麟：我們都知道，今天的法國已經成為各類矛盾均趨于尖銳化的社會。而種族問題則已經成為法國社會最敏感、最危險也是最難以解決的問題。

應該說，種族危機從表面上來看，似乎不應該比經濟危機波及的面更廣、影響的程度更深。但由于涉及人種的問題，因而更具敏感性。我們記得，前幾年法國曾經因為幾十個生丁（約值人民幣0.5元）的汽油稅，就激發了持續多年、規模龐大、席卷全法的“黃馬甲運動”。這說明，在矛盾趨于尖銳化的背景下，社會一丁點兒的事件，都會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而這次一件警察執法時發生意外的死亡事故、死亡的又恰好是一位移民后裔，結果導致了持續多日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法國的種族危機，同樣也已經達到極其危險的程度。

事實上，今天法國社會各類危機都有潛在爆發的可能性，并不僅僅限于種族危機。

我們知道，法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迄今，已經到達一個關鍵的歷史性時刻。法國戰后“光榮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使法國重新躋身于世界發達國家行列。但從1973年1月通過《銀行法》之后，法國經濟開始被跨國金融資本所主導，逐漸走向去工業化的道路，邁上了危機的險途。

到了近三十年，法國開始出現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和國家債務雙雙高漲，社會生活水準不升反降，社會不滿情緒則日益增長的現象……除了失業率外，法國國家債務已高達29.5萬億歐元，相當于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11.6%（而在1995年法國國債還僅僅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5.8%，2008年為66.8%）。換言之，法國經濟不作根本性改變的話，可以說已經深陷長期危機的陷阱之中。

另一方面，社會底層民眾的求職、生活均面臨現實的困難，危機的程度并不亞于種族危機。我在法國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剛到法國時，法國人生活是非常愜意的，工作時間短、工資高、福利好、假期長、經濟增長穩定，真可謂無憂無慮。但到我2013年離開時，法國已經人人自危，人人擔心自己的工作還能做多久、擔心自己的工資能否保持增長或至少不變、擔心現有福利是否會被逐漸取消……我認識的朋友中，失業的、企業破產的、公司解體的……日益增多，令人越來越擔心。再加上來自中國、印度和非洲其他國家的激烈競爭，法國經濟狀況越來越不佳，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這種背景下，法國人的不滿情緒越來越高漲。對社會危機也就越來越敏感，一點動靜就會做出過激反應。汽油加點稅，社會騷亂；同性戀結婚法案通過，社會騷亂；延遲退休，社會騷亂；槍擊交通違規違法者，社會騷亂……階級斗爭等各類社會矛盾均趨于激化過程之中。

反映到政黨政治之中，過去傳統的左翼、右翼政黨，如希拉克、薩科齊的右翼政黨、左翼的社會黨都在日趨萎縮，而極端黨派如極左翼梅朗雄的“不屈法蘭西”黨、極右翼的勒龐的“國民聯盟”則日趨壯大。馬克龍的中間派政黨則應運而生，利用極左極右翼無法合流的機會當選上臺。但這種狀態并不能解決社會階級矛盾深化的現實，所以，法國社會危機只會越來越嚴重。

而種族危機只是集中體現了上述幾乎所有危機的核心內容。

以失業為例。法國今天的總體失業率已經高達10%，但對于移民一代而言，外來移民后裔的失業率更是高達17.14%。也就是說，一個移民后裔的失業風險，要比一個傳統法國人高得多。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國“外來移民”主要是指來自法國前殖民地的北非、阿拉伯的黑人和阿拉伯-穆斯林后裔。這次被警察槍擊身亡的就是一位具有阿爾及利亞血統的阿拉伯后裔。

正是由于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就業危機等一系列危機的存在，再加上種族帶來的種種危機，使外來移民后裔面臨的社會沖突更激烈，結果使得種族問題在法國似乎比其他問題都要更為敏感。于是，這名移民后裔——他叫Nahel Merzouk——的死亡便成為這幾天法國社會激烈動蕩的誘因。但這只是深陷危機中的法國的一個方面而已。如果是另外一樁經濟危機或其他因素導致社會矛盾突發，其激烈程度應該同樣會類似這次危機的。

觀察者網：這次騷亂中，有在法中國游客乘坐的大巴遭暴徒襲擊，一度引發國內的廣泛關注。然而，也有不少視頻圖片顯示，至少在部分地區，同一片街區夜晚火光沖天，白天卻游人如織，仿佛“歲月靜好”。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反差？這能夠說明騷亂對法國社會的影響力有限嗎？

鄭若麟：這里涉及的是法國和西方社會一種比較特殊的社會現象。抗議示威也好，打砸搶蓄意引發社會動蕩也好，都會面臨來自警方的“關照”——用好聽一點的詞就是維護秩序，用壞一點的詞就是鎮壓。在法國，說起來抗議示威都可以是“合法”的，只是你要提前申請，并獲得警方的批準后才能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規定的路線進行規定的示威。

但很多情況下警方是可以不批準示威的。這次的法國青年示威抗議，顯然大多都是沒有得到正式批準的示威，也就是絕對非法的示威抗議。這樣，警方的鎮壓就是必然的。再加上任何示威中發生的所有打砸搶事件都絕對是非法的，是警方必須進行鎮壓的；于是，示威就變成了警方與示威者絕對會發生的一場零距離接觸。

在這種背景下，示威一般就會在傍晚甚至是晚上發生，伴隨而來的當然就是搶劫、放火、打砸等犯罪行為。白天由于警力部署相對到位，而且犯罪行為也更容易被各種攝像頭等捕捉到，成為被抓捕、定罪的依據，因此白天示威就明顯要少得多，于是就出現了“歲月靜好”的畫面。

而到了夜幕降臨，犯罪行為—－包括非法示威本身，更遑論打砸搶等行為——則更容易逃脫法律的嚴懲，便一切都隨著夜幕的降臨而上演。所以就出現上述這種白天一切正常、夜里則火光沖天的奇特現象。

在法國、在西方生活時間久了，就會對這種現象習以為常、熟視無睹，一切都“正常”……

觀察者網：除了警察暴力，北非、中東移民融入法國社會與建立認同的困境，被視作這次騷亂的深層背景。北非移民長期是法國的主流移民群體。從經濟與社會文化的角度，他們融入法國社會時面臨哪些主觀與客觀的障礙？

鄭若麟：法國外來移民融入法國社會面臨著種種的困難，這也是在法國生活久了以后可以清晰觀察到的一個顯著現象。

法國并不是一個不寬容的社會，法國人對外來移民總體上而言也是非常友善的。法國外來移民融入的困難，移民自身的內在因素，可能比社會等外在因素更重要。當然，我這么說，政治上是絕對不太“正確”的。要是我依然在法國工作的話，我是不敢這么說的。但問題在于，有些事實確實存在著“政治不正確”的一面，我們應該直面以對，否則事實真相就永遠也無法濾清。

首先就有一個語言問題。法國統計證明，22%的外來移民家庭在家中與孩子們所用的語言，是他們的本族語言，而非法語。這就使法國外來移民的下一代在融入法國社會時，居然還有一定的語言問題。

其次是種族和宗教信仰問題。難以融入的外來移民大多為來自伊斯教國家和地區的穆斯林。我們知道，法國外來移民主要來源于法國前殖民地，絕大部分集中在北非和阿拉伯地區，也就是黑人和阿拉伯人，他們信仰的則是伊斯蘭教。我們都知道，伊斯蘭教與法國的傳統宗教基督教都是一神教，在教義上存在著一定的沖突。法國本土就曾多次爆發過涉及建設清真寺的沖突，而兩大宗教之間也一直在發生著激烈的沖突。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5年1月發生的《查理周刊》刊登羞辱伊斯蘭教先知的漫畫，導致12人死亡的嚴重流血事件；以及后續的伊斯蘭系列恐怖襲擊事件，導致多達132名無辜者喪生……而法國部分白人對外來的黑人和阿拉伯移民，也確實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種族歧視現象。因而這種文化上的隔閡和矛盾，也確實在導致著各類外來移民融入的困難。

而從經濟的角度，法國也同樣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外來移民融入難的現實困境。在法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一位外來移民，如果他用他的帶有明顯伊斯蘭文化的姓名去求職的話，在很多情況下，他幾乎是找不到工作的。為什么？因為法國白人老板不喜歡雇傭黑人、阿拉伯人。這是不是一種種族歧視？應該說是的。

但反過來，白人老板也有自己的理由：穆斯林種種生活和宗教上的禁忌比較多、工作時間需要做禱告、有一定的宗教規定要遵守……還有一些說不出口、或者說“政治不正確”的理由，比方說比較“懶”、比較“散漫”、不那么“聽話”……穆斯林孩子據說學習也比較弱，學習成績比較差，因而職業培訓所需要的時間、功夫和金錢也就多一點……

這一切，都導致伊斯蘭教后裔在法國找工作難。找工作難，失業率高，當然也就會轉向犯罪、毒品等社會邊緣活動；這就又進一步使其更難找到工作，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法國歷屆總統都試圖解決外來移民融入法國社會的問題，但顯然都不成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膚色、不同生活習俗……的人們是否能夠和睦共處？理論上當然是可以的，這樣的判斷在政治上是非常正確的。但從法國社會的現實來看，卻存在著一定的困境，而且是說不出口的困境。因此，種族問題，是法國和西方國家今天都面臨的難題之一。

觀察者網：這次法國暴亂，美國也是隔岸觀火甚至煽風點火。美國前官員威廉·沃爾夫批評法國的移民政策，認為“大規模移民+多元文化主義=國家自殺”。您是否贊同這種觀點？

鄭若麟：這與剛才那個問題，即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生活習俗的人是否能夠和睦共處，可以說是有著同一個答案；即從“政治正確”的角度出發，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但從社會現實出發，我們卻可能發現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但盡管如此，美國今天也已經開始越來越嚴厲地控制外來移民。法國作為一個歷史上從來就是非移民國家，從六十年代迄今，由于經濟發展的需要、由于過去殖民歷史構成的負擔、由于人口生育下降造成了現實社會問題，外來移民正在成為法國新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這種背景下，如何看待“大規模移民＋多元文化主義”，已經確確實實涉及到法國國家能否繼續如今天這樣保持現有狀態生存下去的問題。法國白人會不會有朝一日成為少數民族？法國傳統基督教會不會成為一個少數人的宗教，而法國本身卻發展成一個伊斯蘭國家？這些僅僅在十幾年前還極端荒謬、愚蠢的問題，今天卻變得非常現實。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發展趨勢必將使法國政治趨于極端的動蕩不安，政治極端化傾向幾乎必不可免。法國是否會有朝一日選出一個極右翼的總統，導致法國走向極端反伊斯蘭、反外來移民的納粹式的國家，都在成為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們的研究課題。

觀察者網：除了種族特征，法國內政部長還透露，本次騷亂被抓捕者的平均年齡是17歲。近年來，法國社會“移三代”、“移四代”思想極端化、制造襲擊事件的個例越來越多。在融入法國社會方面，北非移民內部的代際變化有什么特點？

鄭若麟：我在法國生活、工作時期，老一代外來移民，也就是“移一代”，對法國還有一種感恩之情。因為他們的原住國大多是相對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他們來到法國，生活水準立即有了相當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大多對法國懷有一種感恩之情。

“移二代”則多為通過家庭團聚政策前來法國與移民父母會合后共同生活，因此對法國也還多多少少懷有一些感激之情。

但到了“移三代”“移四代”，情況就完全發生了不同的變化。他們出生在法國，因此他們自認理所當然地享有與白人后代一樣的完全的權力，因為法國已經成為他們的出生地。由此，他們對法國已經完全不再懷有任何感激之情。相反，他們對自己可能遭受到的哪怕是一絲一毫的種族歧視，都采取完全拒絕的態度。

他們在要求享有與白人完全同等權利的同時，卻又因為自己的膚色、宗教信仰或教育等其他不同于白人后代的因素，而遭到法國社會的某種偏見、歧視，此時他們的反應不再是如同父輩、祖輩那樣忍氣吞聲，而是大聲疾呼、反抗。而法國社會對他們又確實存在著某種潛在的歧視現實，因此他們的反抗也就日趨激烈，他們的思想就必然越來越極端。再加上法國的傳統人權思想又等于給了他們最激進的思想武器，于是，同樣高舉著人權旗號的雙方的矛盾，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地激化起來的。

此外，我們還要將中東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也就是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尖銳沖突，與法國的種族主義問題也聯系起來一起看、一起分析。我們都知道，在法國也生存著一批猶太人。盡管他們人數很少，但卻在政壇和思想領域，特別是在媒體、文化電影、文學等上層建筑領域占據著重要的領導者、主控者、主導者的地位。

而與此同時，在法國還生活著一大批阿拉伯-伊斯蘭后裔。他們對自己在中東的原住國與以色列之間的沖突非常在意，盡管他們已經到了法國、生活在法國，但他們對猶太人則依然懷有強烈的不滿和排斥情緒。今天，在法國思想界和政界親以色彩越來越濃郁的歷史背景下，阿拉伯—黑人穆斯林更難以融入法國社會，便成為一個有情可原的現象。

法國第一波移民潮的移民主要來自標橙色的比利時及瑞士；第二波則主要是標為紫色的西班牙、意大利及波蘭；第三波，主要來自標為綠色的統稱馬格里布的前法屬北非殖民地摩洛哥、阿爾及利亞以及突尼斯以及當時處于軍政府統治下的葡萄牙

觀察者網：這些移民后裔大多居住在貧困加劇、治安惡化的大城市郊區（banlieues），很多外媒都關注到了這一點，而且注意到警方在那里的執法風格更具對抗性，加深了警民矛盾，法國政客也往往忽視郊區的民意。是什么原因導致這個現狀？

鄭若麟：這就是經濟因素所造成的對抗性了。法國大城市市中心的居住條件比較優越，因此房價當然也就比較昂貴，包括售價和租金，均無例外。于是，經濟條件相對比較差的移民一代就大多只能居住在郊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郊區青年”一代。

這里要說明的是，法國因為不能直接稱呼移民子弟為“黑人青年”或“阿拉伯青年”，這是絕對“政治不正確”的；于是，一個代言詞就出現了：“郊區青年”（jeunes de banlieues）。今天在法國，任何人說起“郊區青年”，人人都知道他指的就是“黑人”或“阿拉伯”青年。也就是說，“郊區青年”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詞。一不小心，就會因“政治不正確”而遇至來自各方的批評指責。

警方在執法時，當然非常清楚在郊區時他們所面對的是什么人，他們也很清楚“郊區青年”的犯罪率比較高、危險性比較大、對抗性也確實比較強。因此，在“郊區”，確實存在著某種潛在的對抗性。法國警察一般確實也很少到郊區去執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對郊區是睜一眼閉一眼的。

政治家們也非常了解這一點。“郊區青年”，這既是政客們非常熱衷于利用、但同時也是他們非常擔心的一股政治力量。用好了，事半功倍；但一旦用壞了，后果也是立竿見影的。所以，“郊區”和“郊區青年”已經是法國的一個敏感詞。

觀察者網：就像您剛才提到的，在法國，種族歧視話題被視作禁忌，甚至連政府收集數據、報道案件時都不能強調特定族裔。對于這次事件，法國總統馬克龍認為是電子游戲與社交媒體煽動了暴亂。您如何評價馬克龍的這個看法，他是否回避了主要矛盾？

鄭若麟：種族問題在法國確實是一個禁忌。如果有人告訴你，法國移民人數有多少、阿拉伯裔有多少、黑人又有多少，這些數字絕對都是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也就是不準確的。因為法國官方嚴禁在種族方面做任何調查和統計。

我在法國工作、生活時，作為一個外國人，更是無法了解和知曉究竟法國外來移民與原住居民之間的比例究竟是多少。有的報道說，法國內政部有相應的內部統計，但我連這一點也很懷疑。因為在法國，這種所謂的“內部”是根本無法保密的。而任何一個人欲做這方面的調查和統計，一旦消息泄露，他的職業生涯立即就有可能被劃上一個句號。我看不出誰有這股勇氣來做類似的調查。

惟一可能的來源則是來自法國極右翼政治勢力的調查。他們因為一向反對外來移民，因此才真正很可能會做這方面的研究。但沒有官方的數據，他們的統計和調查也很可能有漏洞。

至于馬克龍總統的一些涉及種族方面的話語，我是非常同情他的。因為在他的地位，他可說的話語是非常有限的。他說是電子游戲和社交媒體煽動了暴亂，我們就姑且聽之。因為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法國政治家們在種族問題方面，能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少太少了，因為有一個“政治正確”的緊箍咒在他們的腦袋上緊緊地勒著呢。

法國總統馬克龍已經到了他的第二個任期，他已經不能競選連任。按理說，他應該可以放開手做一些總統應該干的事。種族問題就是一件。但是，種族問題在法國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政治正確”的定論，因此無論馬克龍怎么做，都很難在歷史上真正留下一個正面的印跡。所以，他所能做的，無非就是“拖”，“拖”到事件慢慢降溫、冷卻、遺忘……

觀察者網：法國前總統薩科齊批評，政客迫于政治正確的壓力，對于民眾關心的移民與宗教問題立場軟弱，導致政治辯論的真空，給極右翼勢力的崛起埋下伏筆。數據顯示，法國政府2021年發布了14多萬份非法移民驅離令，執行率僅有9.3%。80%的受訪民眾對政府驅逐非法移民的效率感到不滿。這次騷亂事件對法國政壇的趨勢、馬克龍政府的移民政策是否會起到根本性的影響？

鄭若麟：不會。如我前面所談的那樣，種族問題太過敏感，任何一位法國政治家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薩科齊的批評是對的，但他也就是說說而已。包括他本人在內，在他當選總統執政期間，他也不敢推行太多很有可能有助于法國國家利益、但卻明顯“政治不正確”的移民政策。為什么？這就與法國的政治氛圍密切相關了，這里可能要對西方流行的“政治正確”概念做一個簡短的解說。

有人以為，西方的“政治正確”（politiquement correct）概念與中國是相通的，即一些概念政治上是有正確與不正確的嚴格區分的。如果真是那樣，那就沒有問題了，然而非也。

西方的“政治正確”并不是真正從是非曲直上去區分的，而是一種“多數觀念認定的事實”，即多數人認定的事實就是“政治正確”的。問題是，多數概念是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今天是多數，明天就有可能變成少數。這樣一來，今天“政治正確”的東西，明天就有可能變成“政治不正確”的。“政治正確”與否，在西方就是一個隨時在變化之中的概念。在這種背景下，西方政治家玩弄“政治正確”概念，當然就有著非常投機取巧的動機在內。

在移民政策方面，“政治正確”概念更是一個變化非常迅速的玩意兒。僅以對外來移民的稱謂上來看，就可以一窺其變。過去，一個外來移民就是一個外來移民，政治家們也可以直言相稱外來移民（法語un immigré），一個黑人為“黑人”（un noir），一個阿拉伯人為“阿拉伯人”（un arabe）。但前面我也已經提到，今天在法國，已經不能在政壇上直接將一個外來移民稱為“一個黑人”“一個阿拉伯人”，而是用了一個偷來的概念：一個郊區青年（un jeune banlieue）。

也就是說，今天你在法國稱一位非洲來的黑人為“黑人”、一位從中東來的阿拉伯人為“阿拉伯人”的話，那就是“政治不正確”的；必須說是“一個郊區青年”。問題在于，用“郊區青年”來取代“黑人”“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真有什么嚴格意義上的差異、對錯、準確和謬誤嗎？我看不出來。所以，西方概念里的“政治正確”，就是一種政治游戲。問題在于，這種政治游戲是那么的嚴重，一著不慎，就有可能滿盤皆輸。

在移民政策問題上，“政治正確”就在扮演著一個非同尋常的角色。所以，除非極右翼有朝一日在法國當選上臺執政，那才有可能真正發生變化。否則的話，那就是一種“政治游戲”而已。因此，只要西方概念里的“政治正確”繼續下去，西方政局就很難走出困境！

本文源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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